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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优秀基因 再造中国话剧辉煌

2017-07-13 09:07 来源: 辽宁日报 作者: 分享 分享到搜狐微博 分享到网易微博

  在中国现代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话剧艺术以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文化地位。而且,中国话剧的文化贡献不仅仅关涉文化,还关涉精神、关涉社会,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正能量。这是我们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基本理由。中国话剧自诞生110年的演化中,历经涅槃,不断创造,积淀了优秀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品格,积淀了彰显着民族个性的基因,成为继承优秀传统、创新话剧艺术的文化前提。这是我们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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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责任,是中国话剧艺术最为可贵的艺术信念,也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精神基石

  一般认为,1907年中国赴日留学生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吴我尊等人组办的春柳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是中国话剧艺术诞生的标识。其实,在此之前,中国戏剧改革的潮汐中已经孕育着话剧艺术的萌芽。无论是萌芽还是诞生,实现社会变革愿望是共同的动因。从西方戏剧中汲取社会变革的欲望,在东方“壮士芝居”中感受民族振兴的激情,是那时的戏剧人选择话剧艺术形式的原动力。从其后演出的《热血》《猛回头》等剧目看,这种社会责任感仍是春柳社成员归国后努力推进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始终不渝的艺术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当社会变革的洪流激荡之时,他们中间直接投身社会革命者大有人在。春柳社重要成员刘艺舟在大连、丹东一带演戏时,闻听辛亥革命爆发,便带着剧班租船过海打登州,生生占了城池,当了都督。

  中国话剧也走过可悲的弯路。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戏剧人刮起了一阵“文明戏”之风。因为背离社会责任的真传,钟情家庭感情的铺陈,醉心西方形式的仿造,加之露骨的商业化追求,很快遭到民众唾弃,成为一种嘈杂而短暂的插曲。

  真正让中国话剧壮大起来的力量,是那些重拾社会责任这个优秀基因并进一步光大的话剧人士。五四以后,欧阳予倩、田汉、曹禺、夏衍、郭沫若等人一系列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戏剧创作,将中国话剧艺术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准迅速提升到整个民族艺术发展的潮头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最具标识意义的艺术品种。新中国成立后,话剧艺术秉承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借重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羽翼,无论在戏剧文学还是在综合艺术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艺术高原上一座奇伟的高峰。就连老舍这样以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人,也禁不住涉猎戏剧这种“最难的文学”,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并成就了《茶馆》这样的巅峰之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剧出现了多元发展的局面,然而,关注人民、反映现实、秉承责任的话剧创作依然是浩瀚主流,力作不断,支撑着中国话剧艺术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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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意识,是中国话剧艺术最为执着的艺术坚守,也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精神旗帜

  戏剧这类直面观众的艺术,显现出与欣赏对象更为紧密的关系。观众的多寡、喜爱的程度,往往成为戏剧艺术成败的直接尺度。因此,追求戏剧的大众化,成为远自古希腊、元杂剧,近至大剧院、小剧场的共同诉求。甚至莎士比亚、关汉卿等泰斗级人物,也必须重视戏剧的大众化程度。但是,随着艺术竞争中戏剧艺术地位的变迁,尤其是戏剧多元进程中个性意识的强化,摆脱大众意识的思维时有出现。曾经有过戏剧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的争论,而近年的戏剧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追求大众理解和追求小众把玩的分歧。有人将这样的分歧区分为“主流戏剧”和“边缘戏剧”,也有的划类为“大剧场戏剧”和“小剧场戏剧”。

  中国话剧走过110年,呈现出多元格局,是一件好事。在比较、竞争中发展,在个性和创新中壮大,是艺术发展的良好状态,正所谓百花齐放。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话剧艺术自诞生以来锻造的大众意识还要不要了呢?艺术的大众意识,绝不是简单以观众的数量来衡量的,更不是以票房至上为目的的。事实上,一些创作的迷失和演出的乱象,恰好源自这样的误区。大众意识是什么?是关注大众的生活现实和精神诉求,是提升大众的人生意志和社会信念,是推进大众的文化进步和精神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大众意识,《获虎之夜》呼喊出社会革命的大众心声,《雷雨》映照出精神自由的大众愿望,《屈原》迸发出拯救民族的大众激情,《茶馆》流淌出历史变迁的大众沉思。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否具有大众意识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否直接描写大众生活。与大众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发生密切关联,与大众精神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是大众意识的关键所在。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时候,戏剧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是重头戏之一。从入选剧目看,坚持和张扬中国话剧大众意识的剧目,是为主体。除了再度上演《茶馆》《李白》等剧目外,《从湘江到遵义》《兵者,国之大事》《麻醉师》《人民的名义》《长夜》《淮河新娘》《两只蚂蚁在路上》《将军里》等,都是在延循中国话剧大众意识的追求中锻造的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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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欲望,是中国话剧艺术最为鲜明的艺术气质,也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精神品格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曾发言道,中国话剧艺术是建立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新时代的文化方式,不但推进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以自身的贡献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确,中国话剧并不是简单地吸纳了舶来的戏剧形式,更是着眼于现代文化精神的融汇。这种文化融汇又不仅仅是简单地兼收并蓄,更是探寻和表述着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思索、精神诉求和变革欲望。因此,中国话剧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在艺术形态上,都具有不同于话剧发祥地的新的性质和特征。回顾话剧历史,模仿舶来品的日子很快就消失在艺术发展的旅程之中,而用中国人的思维、意趣、形式创作话剧作品,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中国话剧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创新和贡献。应该反对那种简单地将中国话剧与国外戏剧加以类比而指责颇多的做法,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话剧艺术按照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创新的优异品格。这种品格的坚持,才最终将话剧这种舶来的艺术迅速融汇于民族艺术的海洋之中。

  中国话剧艺术的创新欲望更表现在源源不绝、洋洋大观的艺术创作之中。熟悉话剧历史的人会发现,110年的时间中,每过十年八载,话剧的精神面貌和艺术面貌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尤其近三四十年中,这种变化更是日新月异,直至发展为多元并存、海纳百川的境况。何以有此局面?创新使然。应该强调的是,恰恰是由于这种创新不息的品格,使中国话剧艺术迅速成为最为进步、完善的艺术种类之一,赢得了崇高的艺术声誉和地位。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还为其他艺术带来积极、深刻的影响。戏曲艺术在剧本创作、导演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面,不断汲取着话剧艺术的营养,推进着自身的进步。影视艺术借重话剧艺术,在打造戏剧性结构、借鉴戏剧化场面和意境、蓄积和借重导演表演力量等方面,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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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气派,是中国话剧艺术最为独特的艺术风范,也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自舶来之初中国话剧艺术就走向创新之路,那么,这种创新之中的重要努力就是民族性的融入。前面所谓“新的性质和特征”,也正是朝向着民族化的必然结局。民族化的概念曾在上世纪中期被格外重视,并加以反复实践。虽然此后较少使用“民族化”的提法,但努力锻造话剧艺术的民族气派,却是中国话剧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应该说,民族气派的追求,是中国话剧艺术愈发显现出个性色彩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话剧艺术的民族气派得到有意识、有层次的培育。《茶馆》等作品已经解决了简单套用戏曲表演元素的问题,从叙事结构、性格塑造、表演方式乃至综合艺术的其他方面,自然、有机、精彩地熔铸了民族文化气韵和艺术特征,使中国话剧具有了堪称完美的民族文化识别性。《中国梦》《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等作品,又在舞台观念变革的基点上将民族气派的锻造推向新的阶段,将民族意蕴的刻意显现,发展为民族意蕴与世界戏剧思维演进的有机融合。《商鞅》《天下第一楼》《同船过渡》《生死场》《黑石岭的日子》《秀才与刽子手》等作品在民族气派的彰显上,则更上层楼,表现出现代艺术思维观照之下对民族艺术意蕴更为自由的贯通和更为娴熟的运用。可以这样说,在历经110年的历史之后,今天的中国话剧艺术已经由简单模仿西方、刻意表达民族形式,发展至以具有民族气派的话剧艺术展现于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的境界。

  社会责任、大众意识、创新欲望和民族气派,就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精神血脉,是不能背弃的艺术基因。一位网友写了一篇稿子,标题是“中国话剧110周年,不忘来时路”,很有感触。不忘来时路,是为了走好以后的路。与任何事物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话剧艺术有着辉煌,也有着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不忘艺术初心,不辱艺术使命,不息艺术创造,不负人民期望,传承中国话剧艺术的优秀基因,再造中国话剧艺术的雄奇高峰,便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杨锦峰(作者系大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

(稿源:辽宁日报 )
责任编辑:罗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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