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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2 15:22:14 东北新闻网 | | |
消除贫困、解决两极分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历来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国外政党就经常拿这个问题说事儿，作为竞选的纲领和施政的武器。联合国每年都有一个“民情报告”，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主要的拦路虎，成为辽宁“十一五”期间必须突破的“迷局”。
从基尼系数说开去……
衡量贫富差距国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洛伦滋曲线，很复杂，用得比较少；一种叫基尼系数，用得比较普遍。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０为“完全平等”，１为“完全不平等”。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若低于０．２，表示收入绝对平均；０．２－０．３表示比较平均；０．３－０．４表示相对合理；超过０．４为“警戒”；０．４－０．５表示收入差距较大；０．６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一旦基尼系数超过０．６，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那是在普遍相对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所以虽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在同一阶层、同一行业，甚至同一地域贫富差距的问题不算突出。那时候东欧国家基尼系数在０．２５，我国也基本上是这个水平。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ＧＤＰ以年均１０％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改革开放２０多年间，我国的经济总量扩大了１０多倍，财政收入扩大了上百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外贸易居世界第三，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四……这样的发展速度，被国外的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
伴随着这个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现象，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突发式地进展，甚至开始在全球似已名列前茅。我国基尼系数在国际上低于拉丁美洲国家，在亚洲仅低于菲律宾，已突破国际上公认的危险线，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贫富差距拉大了而否定改革的成就。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是普遍的现象，以前东欧和我国基尼系数低，是因为总体经济不够发达。在改革、发展的同时，国家也始终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全国贫困人口数降低了很多，但贫困人口仍然不是个小数，而且要使这部分人脱贫，困难也更大，因为都是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极差的地方。就辽宁来说，辽宁目前有１５个贫困县，７２０万贫困人口，占全省人口的１７％。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２００５》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
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增收困难，贫困人口增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民收入高速增长。但好景就维持那么几年，从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增收缓慢，贫困人口增加，城乡差距拉大。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城市贫困问题加剧。一方面，城市需就业的人口基数大，问题多。以辽宁为例，“十五”期间，解决了四五百万个就业岗位。“十一五”期间，辽宁大中专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城乡新增就业人口等每年不会少于１００万，劳动力供需矛盾还很突出。而且就业问题的社会风险在于，它与庞大的农民人口问题交织在一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大压力。
第三，经济领域存在不平等竞争，行业垄断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一些部门、行业，可以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第四，社会保障建设滞后，促使贫富差距拉大。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覆盖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对生活风险的抵御，主要还是依靠家庭自保和社会互助。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一部分人因偶然因素陷于贫困，比如因病、子女入学、自然灾害等原因重新转贫。
第五，政策调整不到位，造成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共同贫穷”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却还有很长的距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在收获经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了社会滞后发展的教训：经济发展了，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发展了；ＧＤＰ增长了，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也不等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化不等于城市现代化。
贫富差距拉大有“四大危害”
尽管我们说，贫富差距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还是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基尼系数过高将带来很大危害。
第一，影响社会稳定。财富分配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贫富差距过大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一部分人心理不平衡，这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社会失衡甚至社会犯罪的土壤。
第二，产生信仰危机。对社会体制、制度产生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儿？有一些人如果生活越来越贫穷，就会不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产生心理危机。尽管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上提高了，但是由于存在贫富差距，一些人心理上却越来越不平衡。正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底层民众普遍把贫富差距归因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和为富不仁（如腐败、巨额偷税漏税、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等），社会风险与矛盾就会大增。
第四，影响经济发展。财富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另一部分人消费能力差。比如彩电，在城市里销售不出去，已经严重过剩了。但这种过剩只是相对的，全国的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往大里估计也不到１亿几千万台，销售空间还是很大。
突破贫富差距的“迷局”
总体来说，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继今年２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后，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７月初，中央再次召开座谈会，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当前，结合构建和谐辽宁工作，全省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应采取下面的措施：
第一，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全面振兴观。我们要理清思路，牢固地树立科学发展观，这中间有许多观念有待澄清。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振兴是全面的振兴。振兴老工业基地并不是振兴“老工业”，而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振兴不仅仅等于振兴国有企业，振兴大企业；振兴更不等于仅仅振兴城市，同时还要振兴农村和发展县域经济；振兴也不仅仅是振兴经济，而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惠及全体老百姓，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第二，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十五”期间，辽宁作为试点，有效地开展了社会保障工作，解决了城市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是，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体系还是没有健全。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被排斥在外，还是按照计划经济体系进行社会保障工作，其实他们也是产业工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三，政策向农村倾斜。在政策上要统筹，不要把农村边缘化。实际上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险，谁来养老呢？以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也要加大。
第四，建立公共财政。要由投资性财政，向社会服务性财政转变。立足于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服务产品。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不能高收费，这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应当政府来负责。
第五，加强税收调节。通过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适当降低，从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分配公平。
第六，重视“第三次分配”。我国慈善事业捐赠款只相当于美国的１ ／ ４０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讲效率，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第七，拓宽就业渠道。就业是根本，经济是基础。在三大产业发展上，要充分考虑就业。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也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更多地发展中小企业，要看就业的效益。
第八，在宣传上不能误导。宣传富人不能过分地宣传他们的奢侈生活，一些媒体在宣传富豪消费、恋爱消费、奢侈品消费上口径成问题，像“富豪榜”、“天价年夜饭”等畸形宣传，在大众心理上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第九，大力弘扬全民创业文化。创业方面的人文环境要上来。要看到，辽宁人的创业精神还不够。我们要发扬温州人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去发展去创业。要大力宣传勤劳致富的典型，大力弘扬勤劳致富的精神，致富不能等、靠、要。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和谐辽宁才能真正建成。 (梁启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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