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最真诚的心同情你们的遭遇，也刻骨地理解作为父母，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多么的痛苦，因为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残疾儿。”13日下午，陕西脑瘫儿元元的母亲戴紫儿，向远在北京的王菲、李亚鹏夫妇发出了一封感人肺腑的求助信，信中她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一位母亲对孩子康复的渴望。（《华商报》9月14日）

    给娱乐名人王菲夫妇写信，期望能得到她们的经济援助，为脑瘫的儿子完成手术——这样一则新闻，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向富豪求救”事件：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在第一封求助信发出10天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刘又分别写信给更多的“中国富豪”，并将此事告知媒体。

    穷人找富人（也包括名人）求助，其实也属正常，谁遇到难事不都是想找比自己实力强的人帮忙吗？不过透过戴紫儿和刘福成的行动，却折射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穷人在遇到困难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富人，而不是政府。显然，穷人在生存的困境中宁愿对“富人的善心”充满期待，也不去向政府部门提出救助申请，这反衬出公共救助体系的缺位。

    对于此类的事情，有人认为这是穷人通过社会道德标杆向富人的一次“逼宫”；还有人认为这是穷人借助媒体向富人进行的一次“道德绑架”。但谁也明白，这样的“舆论压力”和“道德绑架”能否顺利达到目的，还取决于富人个体的道德意愿，获得资助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这一点，不仅媒体“心知肚明”，恐怕写信求助的戴紫儿和刘福成也是“心里有数”。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在这背后隐藏着更高的期待——个体的“另类求救”，其实不是向富人发出的，而是向政府和社会；媒体的跟进报道，也不能视为一种简单粗暴的“舆论施压”，而是意图唤起政府和社会对于公共救助体系缺位的反思。

    富人的善心是“缥缈不定”的，只有政府主导下健全的公共救助体系，才是每一个公民可靠的“保护神”。尽管，刘福成接到了富豪们派人送来的善款，可戴紫儿呢？她能得到王菲的救济吗？即便她也能如愿以偿，天底下面临难事的穷人多了，能指望“王菲们”的善心去“普渡众生”吗？所以说，面对此类向富人或者名人写信求助的事件，我们大可不必在行为人动机的道德与否、媒体报道的方式是否涉嫌炒作、富人能否接受“道德要挟”上浪费唇舌，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如何尽快建立和健全公共救助体系”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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