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

    1990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派人找来历史学者唐德刚商量写传的事情，两人来来往往数次交谈，就成了这部书的主体内容。时年九十的“少帅”对自己短短的自由生涯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回顾：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本文摘选自唐德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所作序，从中可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少帅”。

    他说，“他如是蒋，会把自己毙了。”

    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

    张公十分欣赏我的两部书

    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张少帅及“西安事变”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我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一位张先生。”“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您是唐德刚教授？”“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

    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跷起他的大拇指。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跷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蒋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