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谱写回归序曲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就开始考虑香港问题。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谈话时，就谈到了香港问题。

　　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至３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中共军队即将打过长江。在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共的立场和主张。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建国前夕，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周恩来的“三项条件”，周恩来提出，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三项条件”的基本内容如下：（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将此秘而不宣，就算是在特殊情况下中英之间的约定吧！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１日，广东省委林李明向毛泽东汇报了香港当时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汇报，并对香港的政治局势问题、统战工作问题、争取港澳华侨投资问题等作了重要指示。当汇报到英国对我们的政策还有疑虑时，毛泽东说道：“还有疑虑？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很明显吗？”“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上海延安西路２００号的小礼堂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他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强调了以下几点：

　　（１）“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这表明了新中国在国家的主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２）“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３）“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１９６３年８月９日，毛泽东与索马里总理孙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举行会谈。他们的谈话又一次涉及到香港问题。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８１岁的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交谈中，双方又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点点头答：“是没有说。”

　　毛泽东转过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满。”

　　毛泽东接着问：“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年？”

　　周恩来即时准确回答：“还有２４年。”

　　毛泽东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随后，毛泽东抬起手臂指着在座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已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